全球经济受到新冠疫情蔓延的重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受疫情影响远大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不难看出，就业回报，包括工资、就业单位、就业地点、就业稳定性等方面，都离不开教育水平。但不得不说，很多研究表明，职业教育也可以对个人就业回报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

在中学阶段，学生不会随意选择他们接受的教育类型——他们经常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做出决定，例如，成绩最好的学生往往更喜欢学术教育。这给职业教育回报的评价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仅仅比较毕业生的工资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我们就无法看出是学生的个人能力决定了就业回报，还是学校教育水平决定了教育回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国家政策、学校录取规则，以及比较不同教育类型学生所接受课程内容的差异，来评估中等职业教育对个体就业的回归。

以欧洲许多国家的教育政策改革为例。大多数欧洲国家从小学开始为学生提供几年的通识教育，然后，在一定年龄，学生被分为不同的类型——学术、职业和普通。学术型是指以理论教育和学术研究为主的教育类型；职业类型是指使受教育者能够获得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性劳动所必需的专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类型；以科学基础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向高等教育进阶为目标的教育类型。不同国家对学生分流的年龄划分不同，就业回报也不同。

1970年代，芬兰将学生类型划分的年龄节点从11岁提高到16岁。芬兰的教育制度规定，基础教育时期为7岁至16岁，所有学生必须首先接受9年的基础教育在开始划分之前质量相同。一些研究发现，额外的通识教育，例如旨在继续教育的基础科学知识教育，对学生未来的就业回报没有显着影响。

相反，通过在职业学校课程中增加通识教育内容，降低学生从职业中学进入大学的门槛，使职业教育更加灵活，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就业回报。挪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通过挪威职业教育改革进行梳理的研究发现，职业教育改革使男性的收入增加了5%。然而，对于女性，研究人员发现收入没有差异。

法国的教育政策改革在高中阶段设立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生可以选择的高中分为3个方向：普通高中（有技术选修课）、技术高中（有技术专业课程）和职业高中（培养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其中，职业高中是法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主体。针对法国职业教育政策，迦南研究所通过研究政策与就业回报之间的影响得出结论，职业教育可能有助于提高个人就业回报。例如，法国40-45岁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和工资总体增长6%，与相关职业教育政策密切相关。

学校的录取规则也会影响学生接受的教育类型，进而影响他们未来的就业回报。在美国，一些学校使用抽签来确定学生接受的教育类型。一项研究在该系统下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其中学生被随机分配到只有普通课程的职业学院或中学。研究发现，分配到职业院校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后的几年内，相对于普通中学的学生，年收入增加了11%，家庭稳定性相对较高。然而，当研究人员按性别分析结果时，年轻男性的获益要大得多，而年轻女性的获益几乎为零。最近的一项调查研究了美国一所信息技术职业学院的招生抽签情况。与没有中奖并进入普通中学的学生相比，中奖并进入职业院校的男生高中毕业率和大学入学率均提高了8个百分点。同样，女性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

除了学校的录取规则，职业教育课程的基础和高级划分也会影响学生未来的就业回报。在美国，也有一些学校同时提供职业和普通课程。研究人员检查了提供这两种课程的学校的职业课程与个人就业回报之间的关系。最终研究发现，基础职业课程并没有增加学生晚年的收入，而一年的高级职业课程可以增加学生2%的收入。另一项研究使用瑞典的详细行政数据比较了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他们发现，职业教育学生的初始收入高于普通教育学生，但职业教育学生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普通教育学生。职业学生越年轻，收入越高，而只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年龄越大，收入越高。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中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回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就高等职业教育而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显示出不同的结果。由于各国职业教育体系完善程度和相关国家政策的不同，职业教育的效果水平也存在差异。

在美国，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回报的影响不可忽略。美国的社区学院提供了大部分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回报影响的案例和数据。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在美国社区学院获得副学士学位的学生，男性的回报率在7.6%到21.9%之间。女性的回报率普遍较高，从10.3%到40.4%不等。另一项针对华盛顿州失业工人数据的研究发现，在社区大学学习一年，男性的收入增加了9%，女性增加了13%。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学生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花费的时间越长，他们获得的奖励就越高。相比之下，相关证据表明，学生在短期高等职业教育中很难获得更高的收入。

然而，在欧洲，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回报的影响不如美国那么明显。一项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对个人就业回报的影响相似。在瑞士，研究人员比较了受过学术教育和职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收入差异。他们发现，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工作的前五年收入高于大学毕业生，五年后薪资优势消失。但与此同时，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失业率低于学术院校。其他研究发现，受过学术教育的学生在高端工作中的回报更高，而职业教育学生在低端工作中的回报更高。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回报的影响小于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加拿大，几项研究通过分析受教育程度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报告了两个一致的发现：

首先，与高中学历相比，完成高等教育可以使收入增加10-15%。但是，这个收入增长速度还不到学士学位证书所能带来的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半。
其次，自1980年以来，高等职业教育的收入仅增长了30%左右。

在澳大利亚，一项针对成年学生的研究发现，除了提高工作满意度外，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对他们个人重返就业没有其他好处。在新西兰，详细的行政数据和复杂的分析报告表明，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回报的影响并不乐观，一项研究表明，获得职业学校学士学位并不会带来更高的就业回报。

国外各项职业教育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对学生就业回报的影响不同。总体而言，有更多的积极影响。受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学校录取规则、职业教育年限、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完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对学生个人就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海外职业教育的各种案例，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具有启示作用。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职业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据教育部2020年12月公布的“十三五”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数据，全国共有职业学校1.15万所，在校生2857.18万人；中职学生600.37万人，占高中学历的41.70%；职业（专科）招生483.61万人，占普通本科和专科的52.90%。累计培训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毕业生5452万人次，培训社区教育约3.2亿人次。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职业教育地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同等重要。我国已经存在两种普通职业教育的教育体系，但从目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来看，家长对职业教育存在部分偏见，认为中考不及格的学生有前途堪忧，而分流职业学校无疑是社会。加之中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工资偏低，中职或高职院校“招生难”问题难以解决。

除了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师资力量薄弱，职业院校教学教师基本按公务员标准招录聘用，缺乏教学岗位实际工作经验；

二是教学内容与行业岗位需求脱节，大部分公办职业院校仍沿用传统学历教育。“专业教学”的教学模式，而不是根据实际工作技能要求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

第三，职业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尤其是在实训室，企业很难为学生提供真正的实践教学体验。

过去，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不够，主要是因为职业教育的层次是专业的，比如中专、大专。.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授予工作的意见》，将职业本科教育纳入现有学士学位体系，重点在学士学位授权和学位授予标准方面加强职业教育。教育特色，突出职业能力和素养。此举意味着高职本科学历与普通本科学历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将极大促进高职本科学历的高质量发展。

如果我们借鉴海外职业教育体系，让学生在完善的体系下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类型，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我们的职业技术人才能否获得更高标准的就业回报？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